亨利·保尔森关于处于十字路口的美中关系的讲话


媒体联络人:
任婷婷:tren@paulsoninstitute.org

2018117日,新加坡--保尔森基金会主席及美国第74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今天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发表讲话。他的讲话主要涉及美中之间正在加紧张。他在演中指出,如果两国不能达成一个可行共以解决前争端,会有经济铁幕降世界经济的风险。下面是保尔森部长的演稿。

女士们,先生们,谢谢大家。

同时,请允许我对我的好朋友迈克·布隆伯格先生和这个新论坛的组织者表示感谢。

并感谢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对本论坛的支持,及更重要的,认识到在当前形势下坦诚前瞻性对话的重要性。

女士们,先生们,各方之间的对话在当前这个异常微妙的时刻尤其重要。

我们在新加坡的这次会议正逢一个变化,挑战甚至危机同时存在的时刻:

当下是一个世界经济充满变化的时刻。各种革命性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同时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冲击。

当下是一个地缘政治挑战高发的时刻。由于美中关系降温,这在本地区尤其明显。

同时当下也是一个危机潜伏的时刻。从乌克兰顿巴斯到南中国海,大国之间的竞争激化并存在无意间演变为军事冲突的危险。

今天,本区域必须谨慎关注美中之间由良性竞争变为全面冷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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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新加坡讨论这些问题是再合适不过的。新加坡集中体现了亚洲之所以在过去半个世纪成为世界最成功案例的各种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新加坡强劲的经济基础。新加坡从1965年8月9日以来的几十年间一直确保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环境。

第二是新加坡高质量的战略制定,例如隶属于新加坡总理办公室的未来战略中心–一个世界一流的战略规划机构。

第三是领导力。李光耀及吴庆瑞等领导人,自1965年以来几十年的领导是其他任何因素都无法替代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个人认为,新加坡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在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各方面的多元性。

中,印,马来和其他各族裔在新加坡共同生活,工作和繁荣。

从闽南话到泰米尔语各种语言共存的局面展示了印太地区的多元性现实。

事实是这个区域极度复杂:

像新加坡一样,印太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历史多元化的地区。

多元性还体现在另一重要方面。在此,我希望我们把注意力从新加坡转向本区域的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中国。

印太地区的复杂性源于多种不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共处。

我们看到互相排斥的各种民族主义,关于历史的多元表达,截然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念和不同的长期远景,竞相塑造本地区的未来。

在我看来,在这种多元和复杂的环境下,保持和平和确保繁荣不易。

李光耀明白这一点。

他曾经告诉我和其他许多人,他非常感谢美国在确保本地区和平和繁荣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他去世前和两位哈佛学者,Graham Allison 和 Robert Blackwill,做的访谈中,李先生以他惯有的直白指出:

“亚洲从开始有部落起就有强权政治。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如果我们想作为独立个体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在任何时刻都明白什么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

我担心,现在在印太地区,我们正在快速遗忘李光耀的教导。

现在很少听到关于美中两国共同利益的说法。

这让我很担忧。

坦白的说,每个人都应该因此而担忧。

当前显然存在的是美中两国政府大量互相指责。

以我三十多年和中国打交道及美中关系方面的经验来看,这体现了当前局势的快速变化和战略关系正在发生根本转变。

我是一个美国爱国者。

因此,虽然我频繁访问中国,不常在家,但恰恰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我还是继续花大量时间寻求方法与这个新的,并有时很难相处的中国打交道。

我一直在这方面努力,也曾挣扎过,从我是投资银行家,到首席执行官,到美国财政部长,和现在一家致力于美中长期稳定经济合作机构的主席。

虽然有各种不顺利,紧张局势和不同意见,依我看来,解决美中关系各种问题的努力使美国收益很多。

我的朋友,王岐山副主席,过去两天和我们都在新加坡。在此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回首我们在全球金融市场处于崩溃边缘的合作。

如果没有这种立场坚定但合作的关系,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们,今天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局面会大不一样。

我的中国同行们都知道我一贯说话直白,就如我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作一样。

因此今天我想本着积极建设性的精神讲一些我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审视过去和现在,即使难免严厉。

我想讲三个问题:

  1. 美中关系是如何到现在这个高度紧张局面的。
  2. 两国各自最大的风险因素。
  3. 讲几点关于如何促进长期美中关系稳定发展的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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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局面是如何产生的?

在我看来,目前恶化局势的诱因不复杂。

虽然我所讲的可能并不全面,但我认为它描述了美方情况的变化。

首先,美中利益渐行渐远:

在如朝鲜问题等很多美中应该有共同看法的问题上,美中经常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案。

因此,共同利益并没有带来持续的合作。

更糟的是两国缺乏合作使许多人认为美中从来都不存在共同利益。

其次,美中对国际体系的一些重要规则无法达成共识。

一个例子就是由于对海权和航行规则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国军舰近期几乎相撞。

第三,美中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看法相反。

比如,我们两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就截然不同。

例如,中俄两国主张互联网主权,并主张政府有权控制信息和跨境信息流动。美国和欧盟,尽管看法不完全一致,共同反对中俄在这方面的看法。

包括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做法和南海在内的所有这些例子使得美国政界达成新的共识,即美中不但是竞争者,还很可能成为长期对手。

美国长期实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现在被广泛认为其本身并没有太多价值。

没有人反对对话。

但几乎所有人都主张美中对话和接触并没有带来什么成果。

美中贸易战最终有可能很快会达成和解。

任何一方都不会从贸易战中获利。

中方可以接受特朗普总统足够多的要求,包括两国开始雄心勃勃的贸易或投资协议的谈判,以让他感到满意。

就算如此,我认为潜在的冲突仍将持续。

这是因为两国间存在大量问题和分歧,即使在经济领域,挑战也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问题。

除非这些涉及面更广和更深层次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将面临两国关系的严冬。

首先讨论经济领域的问题。

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领域一事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中国入世贸17年之后,在很多领域,中国还是没有对外资开放。

合资和股权比例的限制依然存在。

除此以外,在贸易和外商投资领域还有技术标准,政府补贴,办理许可证和管制等非关税壁垒。

在中国入世近20年还是这样,这是不可接受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主张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我同意这个观点。

也正因如此,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主张美中两国经济“脱钩”,尤其是在科技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方面,而这些都会破坏现有的供应链。

这些主张不会很快消失。

基于这些主张,本届及未来美国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相关行动。

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对中国问题上看法一致。

两党虽然在其他所有问题上看法都不一致,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

对华贸易损害了部分美国工人的利益,他们已经通过选票表达了不满。

因此,尽管很多人都把对华关系转向归于特朗普政府,我不认同这个看法。

当前的趋势很可能会在美国政策制定界长期持续下去。

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不但对美国是个战略挑战,同时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利益。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能有更多的人支持美中关系是有帮助的。

现实并不如此,这反映了美中关系中的另一个失败。

由于中国入世后对外资开放速度不尽如人意,美国商界从过去对华关系支持者的角色变为对美国之前对华政策的怀疑甚至反对者。虽然美国商界并不想要贸易战,但他们想要美国政府对华手段更有对抗性。

是什么导致了那些对中国最了解,在中国工作,做生意,赚钱并长期支持两国富有成效的关系的群体现在反而支持更多对抗呢?

答案就是中国过去近二十年在公平竞争和对外开放方面进展缓慢。

这给美国商界带来了挫败感,并导致商界内部对华态度分裂。

商界的这种变化无疑进一步增强了美国政界和专家们对华看法负面化。

总之,虽然很多美国企业继续在中国盈利,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认为外企永远不可能在中国获得公平对待。

很多企业不得不接受浮士德式的交易,用接受对他们长期在华发展的种种限制,以换取今天的利益。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满意这种种限制。

同时,这些企业其实是非常明白中国政策环境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而且已经在努力发展中国以外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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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外国企业在中国不能做的,中国企业可以在海外市场做。

这进一步加剧了潜在的紧张。

因此,我相信美国对华态度强硬化部分是由于中国对外资开放不足导致的。

在过去五年,在美国人的眼光里,中国政府发出的信号是这样的:

首先,共产党统领一切。

因此,党委,而不是公司董事会,作为加强外部监督的手段,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中的作用都加强了。

其次,民营企业除了市场或商业考虑,还要支持政府的战略目标。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企改革强调混合所有制,通过把民间和国有资本合在一起来支持和加强国有企业。

第三,很多领域“不需要”外资企业,同时外企需要帮助推进中国在技术,知识,商业流程等方面的自主化。

这一点在当前美中关系紧张局势中非常关键。

问题并不只是外国技术的对华转让和吸收。

而是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对外国技术的加工使得他们变成了中国的技术。很多跨国公司的CEO都和我抱怨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对他们公司的核心研发和创新人员非常不公平。

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等计划把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各种标准推广到其他地区可能成为对抗升级的原因。

例如,大多数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都集中在港口,发电站和高速公路,而“数字一带一路”并不广为所知。通过“数字一带一路”,我先前提到导致美欧与中国关系紧张的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将被介绍到其他国家。

同时,我也很了解中国决策者对美国政策也有很多不满。

美国政府也需要尽力解决这些使中方关心的问题。

比如,我不想看到在没有国家安全风险,尤其是能创造大量美国就业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否决中国企业在美投资。

但坦白的说,两国的政治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如中国领导人长期反对美国试图同化中国,我建议中国领导人也需要认识到美国内部情况的变化。

事实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除非新的情况使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趋势被改变或让美国政府认为正在形成的对华政策共识是错误的,中国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

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一个同一级别的竞争者,在推行有敌意的政策,并对美国构成战略挑战。

我之所以用这么严峻的语言形容目前的情况是因为我相信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这会成为今后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

当下的风险因素,不可低估。

如果我们退一步,纵观全局,假如美中战略竞争加剧,但这不会影响经济及日常生活。那以上的这些讨论都可以放到一边。

可不幸的是,我认为一个动荡的新时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大略如下:

这是因为,在过去四十年,美中关系表现为四方面的融通:产品,资金,技术和人员。

在过去四十年中,两国间经济融通被认为有助于缓解国家安全竞争。

但是,客观的评估,这不但不成立,现实反而恰恰相反。

这种变化的关键促成因素之一是科技。

在当今的世界,科技不但是商业成功的重要一部分,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安全。

换句话说,国家安全竞争正在广泛渗入到经济和商业之中。

进一步的,经济领域的紧张局势也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在四十年美中经济融通的背景下,两党有不少政治和意见领袖都在主张美中两国经济关系在上述四方面断然脱离。

随着对供应链被强行打断,尤其是涉及到敏感技术的,双边货物贸易,将会受到重大打击。

在美国全面收紧对中资的审查情况下,双边投资也将遇到严峻考验。

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我们要预料到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就是由于美中两国互相排斥对方,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一体化会崩溃。

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正在通过一系列高科技领域自主创新方面的政策和战略来制定自己的技术标准并达到自力更生。因此,美国有一些人现在主张冷战式的全面对华技术封锁。

除此以外,窃取外国技术,通过合资在内一系列手段强制技术转移,不同的互联网治理理念和对跨国信息传播的管理,也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创新和技术是不可能和商业竞争力分离的。

因此,技术的巴尔干化,即各国开发自己的技术及技术标准,将会进一步威胁全球创新及各国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由于最近美国政府将可能会禁止中国学生在美国任何科技领域学习,人员交流,尤其是有才华的年轻学生,也可能停滞。

如果在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四方面的脱钩持续下去的话,我担心全球经济的一大部分将不再允许资金和货物的自由流动。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认为 “经济铁幕”有可能降临,即美中双方互相封闭并使经济全球化后退。

今天,中国仍然非常依赖全球资本,贸易,投资和外国技术。中国政府不愿如此,但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因此,对于 “脱钩”最强烈的呼吁实际上来自美国,在较小程度上来自欧洲,而不是来自中国。

但美国一些提倡美中“离婚”的人却忽视了一个问题:

当你真的是一对伴侣时,“离婚”会更容易。

但事实上,美中并不是一对伴侣。美中关系不仅涉及到两国。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都有发言权。

因此,美国可以通过限制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来试图与中国离婚。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不想效仿呢?

在亚洲及其周边地区多年的工作经验教会了我:

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能负担得起,甚至愿意与中国离婚。

这是由他们每日面对的地理,经济引力以及战略现实所决定的。

确实,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和企业都同意美方目前的担忧。有时,这些政府和企业正在寻求类似的政策和商业决策,特别是在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筛查方面。尤其一些西欧国家正在加强这方面的政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准备好了和中国“离婚”。虽然现在美国政府内外一些人希望如此。

相反,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依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没有哪个国家会与如此重要的国家“离婚”。

因此,美国如果